今天，为您分享《信物百年》第十五集《一封寄托周总理牵挂的来信》，听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讲述一封周恩来总理亲笔信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封信写于1955年
收信人是郑铁如
信中提到
望能和你共商巩固行务
和保卫国家财产的办法
周总理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这个郑铁如又是谁
这背后有怎样一段故事？
一封周总理的来信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全中国即将迎来解放。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政权一面继续负隅顽抗，一面加紧将重要机构和物资撤退到台湾。
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郑铁如，也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
郑铁如（1887-1973）
郑铁如何许人也？广东潮阳人，字寿仁，辛亥革命后留学美国，先后攻读货币、银行、会计和国际汇兑专业。1917年回国，先后任著名实业家张謇的秘书、北京大学讲师及教授等。1921年，加入汕头中行，立志发展外汇业务。1927年赴任中行香港分行经理，为中行积累下大笔财富，使得中行香港分行在香港金融系统中实力最为雄厚。
▲ 香港中行大厦原址于1950年落成，是当时全香港最高的建筑
彼时的蒋介石主持会议，派出以俞鸿钧为首的代表团秘密到港。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总理专门派章汉夫来香港，数次提醒郑铁如，要小心台湾派人到香港来搞暗杀。
俞鸿钧知道中行香港分行有六千多万港元，多次出动特务各种威逼利诱，要郑铁如带着资产去台湾。郑铁如假装生病需要住院，拒不见客。
在这黎明前的最后黑暗里，郑铁如如履薄冰。他晚上住在银行大厦顶楼的一间小卧室里，白天下楼就能上班，除了家人谁都不能进，也没几个人知道。
其实，郑铁如早就冒着生命危险，作出了周密安排。他将一部分资金购买地皮、建材和设备筹建中行大厦，以现金办妥订货手续；其余大部分资金贷放给香港纺织工业和其他工厂。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台湾当局的劫夺。直到资金成功转移完，他才长吁一口气，说“好了！”
▲ 建国初期郑铁如在中行香港分行大会上讲话
1950年1月11日，郑铁如通电全国，中行香港分行起义，率先接受中行总管理处的管理！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行的带动下，1月18日，国民党在港金融系统六行二局发表起义通电声明保护财产，听候人民政府接管。香港十几家中资银行纷纷效法，缅甸、印度、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中行分支机构也陆续响应，回到人民怀抱。
▲1952年，中行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第五次董事会议，郑铁如(右四)被选为董事
中行香港分行起义后，由于当时的特殊国际形势，它成为了新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金融窗口，也成为了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
潜伏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从未停止捣乱破坏。周总理得知了香港蒋匪特务阴谋破坏中行的消息后，于1955年12月16日亲自写信给时任中行香港分行经理的郑铁如。
▲周恩来给郑铁如的信
信中写到“我对港行业务的前途和国家财产的安全，一向关切，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望能和你共商巩固行务和保卫国家财产的办法。”
周总理对郑铁如安危的牵挂，对中行香港分行安全运行的关心，充分体现了刚刚诞生的人民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肯定了中行海外机构对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的重要作用。
▲1966年，香港中行全体员工合影
在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冻结、封锁、禁运时期，中行创设了“清算货币”，打开了我国与部分国家的非现汇贸易结算通道，成为当时中国沟通世界的一个主要窗口和桥梁，为拓展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空间，发挥了独特、重要的作用。
漂洋过海的中行“侨批”
“侨批”又称“银信”，兼具家书和汇款的功能，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从19世纪下半叶海外淘金热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民众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在世界很多国家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侨批”由此盛行，几乎成了当时海外华侨华人与国内亲属联络的唯一纽带。
▲旧时的“银信”
自1929年，中国金融史上第一家海外机构——中国银行伦敦经理处成立，中行海外业务进入大发展时期，截至1935年，中行已有国外通汇行62家，特约代理行9家，分布在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海外华人办理侨汇的主渠道。
▲中行伦敦经理处开业时租借在伦敦恩典堂街85号
海外华侨华人通过中国银行遍布全球网点汇往国内的一封封“侨批”，既传递了亲人们的无限思念，又成为当时中国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行国外通汇图
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曾在《南洋回忆录》中记述道：“南洋侨胞逐月内汇寄家之款，总计不下千余万元……我侨胞寄汇信款颇感困难。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而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多远，路无论通塞，皆乐于收汇。”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行海外机构成为全球华人支持抗日救国的重要资金通道。
▲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致函中国银行，感谢中行代转侨汇，支持抗战
抗战期间，通过中行渠道支持抗战的华侨领袖之一，便是有“洪门大佬”之称的司徒美堂。战争期间，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专职筹饷工作。他每天早上10时上班，一直工作到深夜，将华侨的抗战捐款悉数通过中国银行汇往国内，8年间筹款总额共计1400多万美元。
▲1941年，司徒美堂（左三）与周恩来（左四）、邓颖超（右一）等人的合影
▲司徒美堂1950年给中行广州分行的题字
如此事例尚有许多。据统计，仅1939年至1945年，中行累计办理全球华人侨汇2.3亿美元，约占全国侨汇总额的半壁江山。在那些动荡的战争岁月，透过中国银行多年苦心经营的全球化网络，海外华侨的侨汇款源源不断汇到国内，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战。
解放后，侨批依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彼时由于某些国家禁汇的关系,侨眷在“回单”上的简单附言只能用暗语表示,例如把收到侨批说成是“补丸”，并以多少“粒”来描述侨汇数量。侨批派送员将“回单”集中寄回中行海外代理信局，信局再将“回单”分送到汇款华侨手中。
“以前银行还没有电话、电脑等电子设备，只能手工解付侨汇，我们的员工常常怀揣着侨批单骑着自行车前往客户家里，通知他们在国外的家人又寄钱来了，有的人家住在岛上的，我们就坐船过去……”老一辈中行人谈到侨批，忆起早期派送员的艰辛。
在侨汇百余年的历史中，中国银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是海外游子和祖国亲人沟通的一座桥梁，吸收的侨汇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在满载着亲情和乡愁的侨汇历史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银行继续利用遍及全球的服务网络，为国家引进外资、扩大开放贡献力量。
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黄土高原上冉冉升起，中国银行作为牵头银行支持该煤矿的建设投产。
1979年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在访美期间，会见了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并热情邀请他到中国投资办企业。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1984年4月29日，中美双方合作开发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最终协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字，总投资为6.5亿美元。
▲邓小平会见哈默
随后，中行设立专门服务平朔露天煤矿的金融机构——平朔支行（中行朔州市分行前身）。三年时间里，按照总行“上签下贷”规定，平朔支行累计向该矿发放基本建设贷款9.6亿元。
1985年初，由中国银行附属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同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合资成立名称为“中国岛溪煤炭有限公司”（简称“中岛”），作为外资企业，负责项目资金的筹措与经营受理，同中国煤炭部下属平朔第一煤炭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开发安太堡露天煤矿。
1985年夏，时任中行信托咨询公司总经理的陈介生，同美西方石油公司总经理进行了持续12个小时之久的艰难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合资公司的董事长由中行同志担任，负责主持董事会工作，总经理由西方公司派出，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中美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岛”合资公司协议书签字仪式。
▲签约仪式现场
平朔露天煤矿投产初期，中方生产所需生产自有资金严重不足，制约着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针对这一问题，平朔支行除向外同业拆解资金、帮助企业提高资金使用率外，打破中行不开办人民币储蓄的旧框框，1985年率先开办人民币储蓄，有力地保证了平朔露天煤矿的生产经营。
1987年9月10日，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建成投产并举行隆重的剪彩仪式。1988年，该矿转入生产期，流动资金严重短缺，朔州支行又为该矿发放流动资金贷款1.3亿元，帮助调剂外汇530万美元。
▲今昔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一览
到1990年末，中行累计向露天矿发放人民币流动资金3.7亿元，外汇流动资金3300多万美元。从平朔露天矿的开工建设到转入生产期，都没有因资金供应不足而影响建设和生产。
1991年6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正式从平朔撤出，该矿资金面临重大缺口。危难之际，中行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年内累计发放流动资金贷款8000多万元，及时缓解该矿资金压力。此外，几经谈判，中行动用巨额资金买下在中岛50%的股份，将安太堡煤矿的中外合作经营改为中行全额信贷，至此中行在平朔露天煤矿总投资603,746万元，占比96.28%。这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使安太堡煤矿成为我国自主经营的露天煤矿。
作为中国第一个以项目贷款方式引进外资的大型能源项目，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成为了当时引进外资额度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中外合作项目，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行作为牵头行，共组织了11个国家和地区的39家银行组织国际银团贷款，贷款金额达4.75亿美元，成为中国银团贷款业务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新时代的中国“名片”
2018年11月5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如期举行。进博会也就此成为中国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靓丽“名片”。
三年来，从首届进博会的唯一银行类综合服务支持企业，到第二届、第三届唯一战略合作伙伴，从会前招商招展，到会中配套活动和金融服务，持续履行国有大行责任担当的中国银行，为进博会保驾护航；从“人民币助推跨境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论坛”，到“人民币国际化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论坛”，再到“普惠金融建设和数字化发展论坛”，中国银行在进博会期间主办多项研讨活动，为政界、商界、学界搭建观点碰撞的平台，为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献策建言；从2018年、2019年两场供需对接会，到2020年贸投对接会，中国银行共计撮合近万家参展企业展开“一对一”洽谈，达成合作意向近5000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