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清晨，我站在上海建桥学院雷锋铜像前，充满敬意，浮想联翩，心潮澎湃。
50多年的军旅生涯，我见过太多挺拔的军姿，听过太多嘹亮的军号。军营里的日子是铁打的，每一步都踩在规矩里，每一声口令都钉在操场上。那样的生活已经教会了我关于纪律、关于奉献的一切。可此刻让我驻足的，是一尊铜像。他背着帆布书包，步履坚定，意气风发，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望向远方生机盎然的校园。那目光太年轻了，年轻得让我这个老兵心头一颤，雷锋若还在世，雷锋永远在世，正是这般年纪！白衬衫，黑布鞋，走在通往课堂的路上，和身边那些说说笑笑的年轻人如同兄弟姐妹。
铜像中的雷锋手里攥着一本书，书页翻开，像一只待飞的蝴蝶，又像一扇从未合上的门。我走上前去，看清书页上镌刻着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青铜塑像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那笔画里仿佛蓄满了半世纪的星辰。有人日日拂拭，夜夜摩挲，把一代又一代人的体温都揉进了这历史命题里。我想起自己18岁那年，指导员送给我一枚雷锋像章，铝质的，闪着光，我把像章别在军装内侧的口袋里，贴近心的位置。那枚像章跟着我一路同行，从江淮大地到东南沿海，从北部哨所到南海岛礁，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此时此刻，我站在这尊铜像前，认真地、长久地与雷锋对话。他背着书包的样子使我明白：他不是让我仰望，是在等我同行，等每一个同行的人，共同奔向远方。
学院赵东辉董事长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极深。他说，建桥学雷锋始终坚持“一面红旗扛到底”。这短短几个字，分量很重。道出了建桥人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色，更彰显了他们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执着与定力。正是有了这样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雷锋精神才能在这片校园里扎根，化作15000多名学子胸前闪亮的雷锋奖章，化作他们支教山区、服务社区、护航进博的“新时代雷锋日记”。红旗不倒，精神不灭。在建桥，我看到雷锋精神不仅被铭记，更被一代代青年用行动续写。这，便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走进校园，我才知道这尊铜像只是一个起点。
建桥校园里，雷锋无处不在。他不仅是纪念馆里的影像，他更是一条流淌的河，活着的水，会唱歌的浪花。河水润过广场，淌过大道，拂过每一间教室、每一栋宿舍、每一片香樟树的荫凉。广场一端静卧着一块巨石，像大地冒出来的一截石璧，又像一本翻不完的石书。石面上镌刻着八个大字：感恩、回报、爱心、责任。那字刻得很深，深到风雨都磨不平，深到一笔一画都像是从石心长出来的。铜像站着，巨石卧着，一立一卧之间，拥抱一整片广场的阳光与风。可你在沉思中就会发现，雷锋铜像与八字校训之间，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那是21年来，一届届学子踏歌前行的心路，是万千颗心跳共同搏动的频率。线的那一端连着青铜铸就的22岁，线的这一端连着无数正在跳动着的、滚烫的、年轻的心。
学院党委书记杨伟人告诉我，这尊铜像落成于2010年，是刻意把雷锋塑成大学生模样的。他指指铜像说：“让他从军营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年轻人聊天说笑的地方。背着书包的雷锋，不再是教科书里的一页纸，而是可以促膝谈心的学长，是图书馆里坐在你对面的那个安静的读书人。”他说这话时目光落在那本书上，那本书在风里翻不动，可那五个大字仿佛在流动、在发光，在悄无声息地翻篇。我忽然想起一句诗：此时无声胜有声。那翻开的书页，就是建桥人心里永远翻不完的一章，每一届学子都在上面续写一行，每一双手都在上面添上一笔。
铜像的沉默，是为了让更多人开口说话。而它等待的，或许正是此刻、此地的应答。
21年时光。我想知道，这条路是怎样趟出来的。
朱瑞庭院长陪我走在雷锋大道上，他指指远处的雷锋馆，又指指身旁的展板，说起21年来的事，语气平静，像在说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可我装进心里，就悟出了那平静下面沉甸甸的东西，那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建桥人一锹一镐挖出来的河。
一切都始于2005年。那一年，学校的周星增董事长去了一趟辽宁抚顺。他走进雷锋小学，看到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人人都是学雷锋志愿者，连课间操都唱着雷锋的歌。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回到上海后，他对大家谈起两个人：“在我心中，母亲就是一个雷锋式的人物，乡里几乎每一条路、每一座桥的修建，都是她带头募捐，左邻右舍有事也都第一个会想到找她帮忙，因此谁都可以做好事、做好人；另一个人，则是辽宁抚顺雷锋小学原校长张平，这所学校每位老师、每位小学生都认为，既然是在雷锋小学，就该像雷锋一样，积极去做志愿者。小学生都能做到，建桥的学子为什么不能？”
那句话，就是这条河的源头。
可把一句话变成一条河，远比想象中艰难。那一年，学院做了一个决定：把学雷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让学雷锋从零散的德育活动上升为制度化的教育环节。配套设立金、银、铜三级雷锋奖章，每年3月5日雷打不动地表彰。很多人都觉得周董事长太认真了，学雷锋是好事，可有必要用制度框住吗？有必要花真金白银做纯金奖章吗？可他有他的道理。他说：“纯金的价值大，保留的时间更长。更重要的是，每当看到这枚奖章，雷锋的事迹就会涌现在眼前，他会记得自己曾经像雷锋那样，将‘以善为本，做个好人'作为一生的追求。”停了一下，他又补了一句：“这枚奖章也可以作为代代相传的传家宝，由父母告诉子女奖章背后的故事，用雷锋精神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于是，第一批雷锋奖章发下去了。几十枚纯金的奖章，沉甸甸地落在几十双年轻的手掌里。其实，那一年，多数人还不太明白这枚奖章的分量。建桥学子是后来才慢慢明白的，在一次又一次志愿服务的汗水中，在一年又一年学雷锋的活动里，在那些获奖学长学姐后来的故事里。
2015年，学校进一步完善了顶层设计。次年，弘扬雷锋精神被正式写入“十三五”发展规划。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学雷锋不再是校园里的一个“项目”，它变成了这所大学骨子里的东西，写进了章程，融入了血脉。同年，学校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有魄力的事：将学雷锋志愿服务纳入“素质拓展学分”，设立“文明修身零学分”必修实践课，要求每位学生完成至少一学期的校园劳动。
“文明修身”没有学分，可必须修。这就是建桥的态度：有些东西比学分更重要。
朱院长坦率地告诉我，刚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有学生不理解：我都交了学费，凭什么还要扫地？凭什么还要参加劳动？凭什么做志愿者还要算必修？叫苦叫累声不断。可学校的老师们没有动摇，他们陪着学生一起扫、一起干、一起流汗。日子久了，抱怨声慢慢小了，主动弯腰的人慢慢多了。劳动之后的满足感，帮助他人之后的快乐心，像小溪一样悄然汇入年轻的心田。行为约束转向文化自觉。一个学生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开始是学校要我学雷锋，后来是我自己想学雷锋，因为每次帮完别人，心里那种满足的感觉，比睡一个懒觉好太多了。”
2017年，建桥雷锋纪念馆第一次开馆。那是上海高校首家雷锋主题纪念馆，400平方米，不大，可挤满了人。与此同时，学校也正式提出了“三阶进程”育人模式。一年级新生进校，先参观雷锋馆、诵读雷锋日记、参加“新生锻造营”和“文明修身”劳动，扣好大学生的第一粒扣子。大二大三，深化思政课程，搭建志愿服务平台，从社区助老到支教进藏，让奉献成为青春的一部分。到了毕业年级，着重弘扬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把学雷锋与职业素养精准对接。三个阶段，三级台阶，从认知到行动，从行动到信仰。
6月的风从东海吹来，带着盐的咸和水的润，拂过雷锋大道两旁的香樟。那些树还不粗，但每一片叶子都绿得透亮，像是从地底下吸饱了某种精神的养分，又像是在每一缕风里反复淘洗过。路旁每隔几步就有一块展板，左边刻着雷锋的话，右边刻着建桥学子的话。两代人隔着一块薄薄的金属板对话，竟像一条河流与另一条河流在交汇处融为一体，共同流向远方。
“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难以成钢。”旁边是一张照片，几个年轻人站在西藏的高原上，脸晒得黝黑，颧骨上泛着高原红，可他们的笑容比高原的阳光还亮。他们是“金石榴”支教团的学生，在雪域之巅一待就是半年。那里氧气稀薄，头痛是每天都要打的仗；那里冬夜漫长，孤独是每个夜晚都要过的关。可没有一个人说走。照片下面抄着其中一个人的日记，字迹被高原的风吹得有些飘洒，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纸上：“这里的孩子们叫我‘格桑花老师'。格桑花是高原上最普通的花，风越大，它开得越倔强。我想，我也要做一朵格桑花，把根扎进冻土里，开出春天给他们看。”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旁边是另一张照片，近200个年轻人穿着统一的制服，凌晨4点在国展中心集结。路灯昏黄，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们是进博会志愿者，被叫作“小叶子”。一片一片，不声不响地铺成绿荫。凌晨4点的上海尚在沉睡，可他们已经醒了，眼睛里没有倦意，只有一种安静的光。照片下面也有一行字，笔迹潦草，像匆匆写下的，又像郑重刻下的：“我见过凌晨4点的上海，万籁俱寂。可那一刻，我的心里有光了。”
我蹲下来读这些字，风把一片香樟叶吹到我的肩上，像一只柔软的手轻轻拍了一下。年轻的时候，我在连队的墙报上抄过一句话：“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雷锋当然永远活着。可站在建桥的大道上，我觉得他活着的方式，比我想象中要具体得多，饱满得多。像一棵树活着的方式，不只是站在泥土里，还活在每一片落在远方的叶子里，他活在一个女孩称自己为“格桑花老师”的骄傲里，活在一个志愿者说“心里有光了”的晨曦里，活在每一次、每一处、每一个“让我来”的瞬间里。他从未离去，他只是化成了千万个背影，飘落在通往远方的路上。
大道尽头，停着两辆“雷锋号”移动服务车。鲜红的漆面，像两簇不会熄灭的火焰，又像两个不知疲倦的信使。几个学生正围着一台旧电脑忙碌，螺丝刀在他们手里灵活地转动，像医生握着手术刀般精准，又像琴师拨弄琴弦般从容。旁边排着队的居民有老人有孩子，安安静静地等着，没有人催促，仿佛等待本身也成了一种善意的参与。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生抬起头，冲白发的老大爷笑：“快了快了，您先坐。”老大爷摆摆手，往后退了半步，把空间让给正在忙碌的年轻人：“不急，你们慢慢修，我信得过。”
男生叫小陈。他胸前别着一枚金色的奖章，阳光一晃，那奖章像一滴凝固的蜜，又像一小块从太阳上剥落的光片。我问他那是什么，他低头看了看，手指自然而然地抚上去，摩挲着奖章的边缘，像在触摸一个熟悉的诺言。“雷锋金奖章！”他说，“纯金的。2005年学校开始评的，21年了，发了15000多枚。”他顿了顿，又说：“拿到它的那天，我在铜像前站了很久，觉得肩膀上多了点什么。”我问多了什么，他想了想，笑了，那笑容里有年轻人特有的腼腆，也有一点说不清的郑重：“说不清。就是走路的时候，背会不自觉地挺直。看到有人需要帮忙，脚会比脑子先动。”
朱院长还告诉我，周董事长心里一直揣着一份心疼，他怕那些选择善良的孩子在外面吃亏。可他又相信，善良终有回响。后来那个带着雷锋金奖章去应聘的毕业生的故事，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所有人的心里。用人单位人事主管看到那枚奖章，连毕业证都没翻就录用了。这个故事在建桥学院流传了十几年，一届届学生听着它走进校园，又带着它走向社会。他们听的不仅是一个求职故事，更是一个励志故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比学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底色。而学校要做的，就是帮助每一个年轻学子，把这底色涂得厚一些，再厚一些。
（作者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上将副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