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红色纪念地，是镌刻民族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的精神高地，承载着一代代国人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敬仰。泸定桥，作为长征历史的重要实物见证，本应庄严肃穆，让参观者感悟铁血峥嵘的岁月。然而实地探访所见，红色纪念空间与商业祈福业态比邻共存，宗教迷信元素裹挟着商业利益渗入革命圣地，这样的现象值得全社会警醒。
红色阵地的核心价值在于教育与纪念，而非商业牟利。当公共的红色资源被资本逐利逻辑所裹挟，英烈精神就会被消解，爱国主义教育的氛围也会遭到侵蚀。本文作者以实地见闻为切入点，直面部分红色纪念地商业化乱象，追问公共文化资源究竟为谁服务，提出了守护红色精神高地的现实思考。
守护好每一处红色旧址，守住红色圣地的纯粹底色，既是对革命先烈的尊重，也是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应有之义。如何厘清公益属性与商业开发的边界，规范资本进入公共文化领域的行为，亟待各方认真审视与破解。
泸定桥上的忧思
——认真厘清是为大众服务还是为莆田人谋利的关系
上班期间，一次公派到川藏线出差，我特意绕道，参观泸定县境内的泸定铁索桥。不去不知道，一去才发现，心心念念的革命圣地，早已被商业元素、佛教元素、迷信元素重重裹挟。站在桥头，大渡河涛声如雷，而我心中，却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忧思。
一、现场：两幅“风景”的尖锐并置
踏上泸定桥前，我的内心满满的是崇拜和敬畏。当下的泸定桥，十三根铁索依然横跨激流，三百年的古桥风采依旧。八十多年前，二十二位红军突击队员正是在这里，攀着铁索、迎着枪林弹雨，用血肉之躯为中央红军劈开一条生路。那一刻，任何略知长征历史的人，都会为之动容。
然而，颤颤巍巍地走过铁索，刚一过桥，情景陡然转换。桥头小山包上，一边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而设的炮台，另一边却是莆田系修建的大佛；桥头商铺沿街一字排开，卖香火纸钱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红色记忆与香火缭绕，纪念英烈与封建迷信，两者之间不过几步之遥。站在山包上，面对这极不协调的一幕，一个疑问挥之不去：我们到这里来，究竟是瞻仰英烈、纪念伟大的长征精神，还是烧香拜佛、为莆田商人捐款送福利？
二、共性：红色纪念地正被铜锈熏染
泸定桥的遭遇并非孤例。全国范围内，红色纪念地商业化现象正以各种面目悄然蔓延。
井冈山某些景区，瞻仰遗址的沿途，遍布兜售“开光纪念品”的摊贩；延安革命旧址周边，不少商铺打着“红色文创”旗号，售卖价格虚高的香火饰品；河南某红色旅游景区内，开发商在烈士陵园旁边建起收费不菲的“祈福寺庙”。游客在这些革命圣地瞻仰之后，便被导游顺势带入“随缘消费”。
更有甚者，陕西某革命纪念馆，原本规划为爱国主义教育配套设施的区域，被改建成商业街区，其中多家商铺被媒体曝光与莆田资本存在关联。当地居民反映：“纪念堂和商铺紧挨着，游客来此一趟，分不清是受教育的还是消费的。”
这些现象有一个共同特征：红色资源被当作赚钱工具，而真正的精神传承反而退居其次。当纪念地不再引导人思考“我们为何而来”，而是默默计算“每位游客能贡献多少消费”，方向就已经发生偏移。
三、本质：资本正在侵蚀公共记忆空间
莆田系作为一个商业群体的标签，近年来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不可否认，莆田系中有大量合法经营的商人，莆田人能挣钱，我们并不羡慕嫉妒恨。问题在于，资本以何种形式、进入哪些本不该被其主导的公共空间。
这些年，莆田系已渗透到各个盈利乃至暴利体系，在医疗、宗教等领域造成种种乱象，大众“谈莆色变”，但它在各领域的存在丝毫未减。足以说明，这股力量的强势与根深蒂固。
红色纪念地的第一属性是“公共记忆场所”，承载民族集体记忆，是国家精神教育空间，运营应以公益性为核心原则。但当莆田资本却在这些地方修建宗教设施、经营香火生意时，其属性便被悄悄改写了。游客瞻仰红军精神的同时，被引导消费香火；缅怀先烈之后，被暗示“捐钱积德”。
革命纪念地、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均被各种商业力量“见缝插针”地渗透。从景区门票捆绑销售，到周边商铺资本运作；从寺庙佛堂“配套建设”，到文创产品高价收割，其逐利本能正在以“开发”为名，蚕食那些本应保持纯粹的精神高地。两种毫不搭界的东西被强行并置，这背后的逻辑，还不值得深思吗？
四、追问：究竟为大众服务，还是为莆田人谋利？
泸定桥的炮台是纪念红军先烈的、讲述长征故事的；而旁边的大佛，则是商业运作乃至封建迷信的产物，服务于烧香求签的小众“消费需求”。这两者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价值错位。
泸定桥首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纪念和教育是它的核心功能。而莆田系在此进行商业设施建设、“一本万利”的商业运营，是明明白白的喧宾夺主，更是对长征精神、对大渡河精神的亵渎。是为大众服务还是为莆田人谋利？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资源究竟服务于公共精神需求，还是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当纪念地周边商业开发缺乏透明的规划审批和利益分配机制，当资本方绕过监管入驻这些特殊区域，公众有理由怀疑，这片承载红色记忆的土地，究竟在纪念谁、服务谁？
五、反思：守护精神高地，刻不容缓
泸定桥的铁索至今坚固，因为它曾承载过一支军队的信仰和勇气。但铁索之外的商业侵蚀，正用另一种手段动摇着纪念地的精神根基。西方国家多年来致力于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企图以“西化”“分化”冲击本土认同、制造社会撕裂。而“泸定桥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做到了西方蓄谋已久却未能做到的事。对此，有必要提出四条具体建议——
其一，毫不手软，予以驱离。旅游服务配套是必要的，但必须厘清底线：红色纪念地的核心功能不能异化，宗教活动和封建迷信不能强拉硬扯当作“商业配套”来经营。类似泸定桥边这样的烧香拜佛活动，必须毫不犹豫、毫不手软地予以驱离，还革命圣地以朗朗清明。确需配套的商业设施，应另辟位置，并接受严格的内容审查和利益监管。
其二，分类规划，严格分区。将红色纪念核心区与商业服务区明确隔离，核心区内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经营活动，包括香火销售、功德募捐、商业性宗教设施建设。游客进入核心区，面对的应是光荣传统的熏陶，而非不正当的消费引导。
其三，强化公益属性，剥离逐利动机。红色纪念地运营经费应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和社会公益捐赠，降低对商业收入的依赖。景区门票、商业配套等收入应专项用于纪念设施维护和公益教育项目，收支情况向社会公开。
其四，加强对莆田系等商业资本在公共领域扩张的监管研究。有观点认为莆田系在中国“已接近犹太人在西方的存在”，这话未必完全准确，但“无利不起早，无处不渗透”，确是该商业群体的突出特征。有必要对特定商业模式在医疗、教育、公共文化等领域建立行业性准入标准和行为规范，防止公共事业被资本无序主导。
红军长征的伟大，不仅在于走完两万五千里路途，更在于他们心中有着超越个人利益的共同信仰。今天，纪念长征、传承精神，首先应当守护好那些承载记忆的场所，不让它们在资本运作的喧嚣中迷失方向。
站在泸定桥头，大渡河依然波涛汹涌，铁索依然在风中微微晃动。真诚期待，今天的人们走过这座桥时，只能听到历史的回响，而不是香火的烟尘、商业资本的圈套。
说到底，信仰的力量，不该被铜锈覆盖；红色的记忆，应当永葆清明。
作者：胡全良，大校军衔，原《陆军报》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