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历史，不能不研究党在百年发展进程中与阅读活动的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正是党的创始人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后成立的，也是一代又一代党的领导集体通过开展各种阅读活动，引导、推动革命事业持续发展的。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理论决定实践，实践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一辩证关系中得以形成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学习史。一部学习史必然也就是一部阅读史。党的百年阅读史的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刊的阅读以及与其理论密切相关的各种书刊的阅读。本文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阅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阅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阅读以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的阅读的回顾和研究，试图描绘党的百年阅读史，深化关于阅读在党的百年发展进程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引领革命奋斗方向的阅读
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觉醒年代的阅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在很短时间里出现了400多种报刊讨论社会问题，[2]其中相当一批报刊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引起了社会上的阅读和讨论热潮。最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仅在1921年之前该刊就发表了100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3]这些文章中最为突出的是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与此同时，陈独秀、李大钊分别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开展阅读和讨论。
李大钊带领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有4个特别研究小组，从事马克思原著的研究，后来增设了若干个研究小组，主要就唯物史观、经济史及经济学史、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尤其是中国）掠夺之实况等专题开展阅读和讨论。每位会员可同时参与多个研究小组的阅读和讨论。这些会员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陈独秀、李大钊抓紧筹划将《共产党宣言》尽快译成中文出版。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出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一经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截至1926年5月，该书就重印17次之多。正是这本书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武装。
陈独秀在上海和广州还主编出版了“新青年丛书”，包括《社会主义史》《哲学问题》《到自由之路》 《阶级争斗》 《农民问题》等图书，其中的《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哲学问题》影响相当突出。这些书籍的出版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引向深入。
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和《共产党宣言》“新青年丛书”最热心的读者。1919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开展阅读和讨论，一年后又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向湖南全省大力推送《新青年》杂志和各种书籍，并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书刊的阅读和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天津组建觉悟社，带领青年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周恩来主编的《觉悟》等期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920年夏秋之际，刘少奇在上海学习，对于是否入党还没有考虑好，但是通过数遍阅读《共产党宣言》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入党，献身于党的事业，这就是他阅读学习《共产党宣言》所获得的巨大精神力量。
据文献记载，中国共产党许多老一辈党员正是在参加了各类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会之后，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书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杨闇公、杨尚昆等，无一不是由阅读开拓了视野，引发了思考，发现了真理。通过阅读，吴玉章、林伯渠等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无望的苦闷中找到新的前进方向；谢觉哉等从传统知识分子救国为民的思维中转向现代革命；杨闇公、杨尚昆等则是在积极寻求人生意义时找到了革命奋斗的方向。
党的创建时期的阅读，有一个事实很具启示性意义，那就是：党的领袖和早期党员们的阅读并不是直奔马克思主义著作而去的，他们大都是博览群书、反复比较鉴别后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所吸引，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信仰乃是“观千器而后识器”，上下求索后的明确选择，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来得相当清醒、自觉。
党的创建时期的阅读，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党在各地组织和党的出版机构主动组织社会各界大众开展阅读，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当时开办了许多平民夜校、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店员夜校、路矿工人夜校、妇女夜校等，还在许多大学的师生中开展读书会活动。党创办领导的人民出版社（1921—1923）、上海书店（1923—1926）、长江书店（1926—1927）等出版发行机构在大量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主动热情服务读者，开展读者阅读活动，帮助许多进步青年读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革命战争年代：提高战斗力的阅读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很快就进入了长期的革命战争，从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前后整22年。在22年的革命战争时期，党很快就确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方针，但同时高度重视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宣传来团结群众、武装群众、战胜敌人，从中央苏区到各苏区，从延安抗日根据地到各根据地、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开展的阅读活动从未间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既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也是全国红色出版的重心，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群众团体创办的报刊竟有200多种之多，出版的图书更是有300多种，印刷10万多册之巨。可见当时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特别是红军指战员，对于阅读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需求。中央苏区的报刊中，《时事简报》 《红色中华》 《红星》《斗争》《青年实话》《苏区工人》《少年先锋》等很受欢迎。这些报刊的编辑出版经验不仅为各苏区的报刊编辑出版所学习借鉴，甚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刊编辑出版和读者阅读习惯都有很大影响。
在中央苏区开展阅读活动的同时，各苏区也都同时开展了革命的出版与阅读活动。特别是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鄂豫皖苏区、闽浙赣苏区、湘鄂西苏区，东江苏区、左右江苏区、琼崖苏区、川陕苏区和陕甘苏区，无论战争形势如何紧张，无不坚持开展出版和阅读活动，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具有鲜明而正确的政治主张的革命队伍。
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出版和阅读的传统，从党创立过程中形成，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坚持下来，甚至在最为艰苦卓绝的长征中都没有中止。长征路上的毛泽东，即便因病躺在担架上仍旧在阅读马列书籍。据走完长征的刘英和吴亮平回忆，行军途中毛泽东读过的经典著作有《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等。周恩来在长征路上也依然坚持学习，他曾因过度疲劳，连续发烧昏迷不醒，但是病刚好一点，就要学习，叫警卫员拿文件、书报给他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阅读学习进行得更为深入、集中。当时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曾经形成过一个阅读学习活动的热潮。晋察冀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晋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华南抗日根据地、东北抗日游击区等也都在积极开展阅读学习活动。全国的抗日根据地相继出现各类文艺社团组织，当时文艺社团组织多达250多个。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怀揣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不畏艰险，千里迢迢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形成万千青年英豪集聚延安的盛况。为了培养人才、增强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一批高等学校，顿时，古城延安形成了前所未有、朝气蓬勃的学习景象。延安时期，不仅能够读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可以汲取外国优秀文学著作的思想精华。这一学习景象，当然也带动了延安军民的阅读学习热情。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党开展一场学习运动，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全党大规模学习运动。
事实上，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已经多次就阅读、学习作出过指示并率先垂范开展阅读。他曾在抗大校务办公会议上提出，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并且强调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古典还是现代的，正面还是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毛泽东还领导成立了哲学读书小组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到星期三晚上，毛泽东都会约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读书小组学习会。学习会总是由他亲自主持，事先指定一个报告人作中心发言，然后请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毛泽东对每个人的发言都认真听，并作笔记。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认真组织开展阅读学习活动。朱德领导成立的军事理论小组，张闻天、陈云分别在中宣部和中组部成立了读书小组，等等。很快，延安党政军各系统机关，从上到下，都成立了自己的读书组织，读书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著名的“延安五老”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在当时的读书活动中成为人人称颂的读书模范。“延安五老”一直是大家敬仰的高风亮节、饱读诗书的人士，他们在读书活动中仍然表现得极为认真，成为延安学习运动中的佳话。
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开展的大规模、持续不断的读书学习和研究活动，其意义在于使人们从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有力地提高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大大提高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斗力。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党重新学习的阅读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在这一时期，党一直不失时机地倡导阅读学习。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多次提出全党要开展新的学习。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要能够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 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要求党的干部“三年之内必须看一遍到两遍”12本马列著作。不久，毛泽东又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全党要开展学习教育，强调必须克服困难，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对这一时期的学习活动，邓小平曾评价道，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号召全党重新学习”，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我们可以从当时书刊出版发行工作迅速在全国开展的实际状况中看到中央对阅读学习的高度重视。
在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部队每解放一座县级以上的城市，立刻安排在城市中心地带建起新华书店。新中国开国大典上，中央专门安排参加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给予了很高的殊荣。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在开国大典后的10月3日召开，会议对新华书店在新中国做好出版发行工作作出部署。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代表们，并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事实上，1937年4月在延安清凉山下成立的新华书店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新中国刚刚成立，读者们就能在新华书店读到《将革命进行到底》《论工商业政策》和《干部必读》等著作，读到了来自解放区许多气息清新的文学作品，是《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铜墙铁壁》这些素朴亲切的小说，是《黎明的通知》《向太阳》《时间开始了》这些激动人心的诗歌，是新歌剧《白毛女》脍炙人口的剧本。还有重新出版的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著名作家诗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剧本。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党全社会阅读的全民性令人印象深刻。新中国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创立了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一批冠以“人民”字头的国家级出版社，连同20世纪初一批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开明书店等，迅速出版了人们急于读到的毛泽东著作和各种革命著作，许多脍炙人口的中外优秀图书。阅读的全民性推动了文艺创作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追求，并在 “三红一创”“保林青山” （《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著名长篇小说的相继出版达到高潮。许多名著甫一出版就引起轰动，几乎达到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地步，有的品种出版十多年累积印量达到几十万到几百万甚至千万册。由于当时人们的经济状况普遍比较困难，消费能力有限，不少人只好借书而读，于是借书也成为当时一种时尚。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那时还在起步阶段，由于读者阅读需求太过急迫，而图书馆条件不足尤其是藏书的复本量不足，经常出现许多名著借阅断档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当时国民阅读的热烈景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党全社会阅读的还有一项彪炳史册的全民性运动，即扫除文盲运动，简称扫盲运动。1952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许多单位党组织还把点对点帮助扫盲的任务落实到党员个人，人们以强烈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运动中。一首《夫妻识字》歌曲在神州大地广为流传，《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市民识字课本》《农民速成识字课本》《战士识字课本》连同一些帮助识字的连环画等读物发到需要扫盲的人们手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半文盲的部队战士高玉宝，刻苦学习文化，创作了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在出版社编辑的耐心帮助下作品得以出版，书中《半夜鸡叫》《我要上学》等篇章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新中国的扫盲运动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从1949年到1964年的十几年里，先后有近一亿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历时数十年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为此后开展的全民阅读打下了最重要的国民文化素养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离不开党大力倡导的全党和全社会的阅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