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声音被AI“盗走”，如何证明“我是我”？

新京报记者 李冰洁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利

林舟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手机里穿古装的红衣女子将木制大门一脚踹开，大步走进房间，把躲在被窝里的男人薅起来，“王爷，练武时间到了！”

林舟瞬间恍惚，这部AI真人短剧中，红衣女子的声音怎么这么像自己的声音？她把进度条拖到开头，反复听了几遍，“我接过这个项目吗？没搞错吧？”在反复对比了音色和台词的发声方式后，林舟初步判断，她的声音可能被AI盗用了。

在过去几个月，越来越多的配音演员发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未经授权的短剧里，被拼接进陌生的角色中，甚至与同行们的声音混合在一起。

他们试图维权，却发现这是一场几乎没有胜算的战争。

2026年3月，729声工场、边江工作室等头部配音公司发布声明，公开抵制AI侵权。行业头部的发声让业内的配音演员们看到一丝希望，他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将涉嫌侵权的视频录屏保存，咨询律师，希望行业环境能就此改变。

▲言一工作的录音棚。受访者供图

“我一听就知道是我的声音”

紫棠发现自己的声音“被盗”了。

今年春节之后，朋友告诉她，在某个工作群里，有同行指认自己的声音被AI盗用。朋友点开那条音频，结果发现，在那段被指认的AI生成声音里，女声的部分特别像紫棠的。

起初，紫棠并没有太当回事，以为只是个例。但很快，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又出现在了别的视频中。另一位朋友告诉她，某平台上线了一部AI真人剧，里面一个角色的声音也很像她。

在那部AI真人剧第二集的开头，她几乎立刻确认，那是自己的声音，“特别明显的一段。”

那天晚上，紫棠开始大量搜索AI真人短剧。她翻看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基本上我看10个，可能有5个左右有我的声音”，她发现，她的声音并不是持续出现，“但总有那么一两句，像是我，或者就是我。”她分析，这可能与她此前录制了大量竖屏短剧的女主角有关。

配音演员陆声在一次工作中也发现自己的声音被盗用。

“我给一部AI真人剧配音，发现它的底声是用AI生成的，我在里面录一个角色，但听到主角有一句话，完全就是我的声音。”让他确信的是，那句台词不光音色像他，连他嗓子疲劳时带出的一点喉音都被复制出来了。他在那部剧里还听到了好几位同行的声音。

陆声从技术层面的角度进行拆解：每个人的发声方式、咬字习惯、舌位高低、字头字腹字尾的雕琢方式都是独特的。“南方人说话靠前一点，他会有一些齿音尖音，北方人靠后一些，他会有一些喉音，有一些共鸣。” 陆声说。而AI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将音色学了过来，也将这些声音技巧和习惯学了过来。

受访者普遍认为，作为声音工作者，他们几乎一耳就能分辨出自己和同行的音色。配音演员林舟说，在一些AI真人短剧中，角色说话非常不连贯，“前面有几句话像一个同行，到了中间变成了我，甚至有几句话像是从我之前录过的作品中裁出来的。”而有些发音是“揉了点我的声音，再揉了点别人的声音，然后混合出来的”。

言一则在录音棚中“逮到”了侵权者。当他听出自己的声音被用作底配，便当即问了接活的班主（派活的资深配音人员），对方告诉他，有可能是甲方把在其他剧里的干音放到了数据库里，“只要把我的声音放进去之后，输入文字就会出现我的声音。”

言一很生气。对方问他：“你是想要钱还是要怎么？”

“我说不是钱的问题。”言一要求对方立刻停止使用，对方再三保证没有商用，但在他的认知里，“没有商用”不能成为理由。况且，在言一看来，用作底配，本身也是商用的一种。据言一介绍，所谓底配，是剧集在制作完成后，启用一些新人配音演员对剧集进行初始配音，用来定节奏、试效果的。

后来他找到甲方，对方的回复是保证不再使用。言一说，“我不是要追究经济损失，我禁止未授权使用我的声音。”

▲言一曾与发布AI真人短剧的博主交涉，但只收到没有使用任何特定个人声音的回复。受访者供图

“我如何证明我是我自己”

发现被侵权之后，紫棠和她的同行们尝试过维权。

她先在某短剧平台上找到一部侵权作品，截下了版号，框出来，写明了民法典的相关条款，指出自己的声音未经授权被商用，同时，她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但没有任何水花，作品没删，也没人联系我。”

后来，她和一些同行开始在网上发声。结果是，评论被删除或者被反问：“你怎么证明是你？”

一位AI技术公司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全球头部的声音模型厂商都已经掌握“小样本技术”，所谓“小样本技术”，是指“只需要10秒左右的声音样本，就可以复刻出与原声接近90%的效果”。他说，这项技术已经不再被大公司垄断，“现在有很多开源软件，所有人都可以用。”

至于配音演员们最在意的情感表达，这位技术负责人坦言，“包括喜怒哀乐的戏都是可以AI出来的。”如果模型没有采集到具体情绪下的声音样本，“推理个百分之七八十是可以有的”；如果采集到了，“复刻难度就更小了。”

同时，这位负责人也表示，一些不规范的情况的确在发生。据他了解，一些大模型的训练逻辑，是把网上所有出现过的短剧、电视剧、电影素材全部拿过来训练。因此，当用户生成一个古风男主角时，“生成出来的人跟很多演员非常像，声音也很像。”

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大模型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他解释，这背后有两层原因。第一层是技术上的，大模型厂商在采集数据时，“本身也不确定这个声音到底是谁的声音”，因为没有标准的数据可以做比对。第二层是法律上的：法律永远滞后于技术。所以，在“法无禁止”的灰色地带，行业通行的做法是，“先把所有能拿到的数据都训了再说。”

同时，这位负责人也理解配音演员们维权的困难，声音克隆确实需要采集原声样本，“但如果制作方想避免侵权，在生成时可能会用一些技术手段做一些微调。”比如把音调调高或调低，对音色做一些变化。

他举了一个更具体的场景：当配音演员听到一段疑似自己声音的AI生成内容时，对方可以辩称“这只是相似”，因为技术上有无数种方式可以让同一个声音模型输出“像但又不是”的结果。

一位AI工程师也从技术角度说明了配音演员们取证的困难。“上个时代的技术是，用户需要的东西被放在数据库中，分门别类地摆放着，等用户需要的时候，机器去搜索，再提供给用户，没有自我学习和融合这一步，但在AI时代，大模型接受投喂之后，自己就进行了学习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声音们被融合、调整，输出给用户之后，很难确定它的来源。”

上述AI技术公司负责人也提到，目前，鉴定声音是否被AI盗用，结果往往是一个“百分率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是或否”的结论。即便配音演员愿意花费数万元去做声纹鉴定，可能也并不能拿到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

▲言一在与甲方签署的合同中会注明未经许可不得将其提供给第三方AI采样。受访者供图

结构性的困境

配音演员们并非第一次面对声音被“克隆”的问题。

在AI大范围应用之前，行业内已经有一种被称为TTS（Text To Speech）的技术，需要人为去录制一些素材。

“它是专人选拔，付费授权。”言一回忆。一些地图导航类APP、短视频中的背景音，都是TTS的应用。

一家TTS语音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在他们的项目里，每一个声音都经过了配音演员的许可。她回忆，TTS行业早期也曾“不太规矩”。“一开始签协议有点霸王条款，跟你说我这有转授权，你要签就签，不签就这么着。”但随着行业发展，现在“大家都比较规矩了”。

许多配音演员认同这样的规范，但当前狂奔不止的技术给他们带来了更多考验。

在北京中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任相雨律师看来，这种困境是结构性的。

他曾代理过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2023年，配音演员殷女士发现自己的声音被一款AI软件合成并商业化使用，最终起诉至法院。在这个案例中，任相雨就面临极大的取证困难。

“我们要根据声音来溯源它最开始从哪流出来的。”任相雨解释，殷女士案中，他们花了大量时间确定侵权主体——声音最初从哪个平台流出，平台与哪家公司合作，这家公司又从何处拿到声音样本。

最终，殷女士案胜诉。法院认定AI生成的声音如果具有“可识别性”，就受声音权益保护。

现在，“不承认”成了配音演员们维权时最常遇到的回应。

“他们的话术非常一致。”紫棠说，“他们会说，我的声音是AI生成的，跟你没有关系。如果有相似，那也是AI用别人的素材生成的，你怎么去认定这是你的声音？”

而比起2023年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现在的配音演员们面临着更大的维权困境，他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紫棠描述她看到的侵权作品：“一个角色由多个配音员声音拼接而成，第一位配音员说了两句话，就换成第二位配音员，再换为第三位，再换为第四位，再可能再倒回第一位来组成一个角色的配音。”

紫棠和言一都提到，现在他们签合同时，会加入禁止AI授权的条款。言一描述条款内容：“你禁止使用作品当中的声音，用于任何形式的AI采集、训练和生成，仅限于本作品使用。”

但问题是，即使合同里有这一条款，也无法阻止声音被采集。“你无从溯源对方到底采的是哪儿的声音。”紫棠说，“我们不知道是A棚主把我的声音卖了还是B棚主，还是平台直接通过你公开的声音采集的。”

任相雨也接触过不少配音演员的案例咨询，他承认，现在的侵权比殷女士案时“更泛滥”了。

殷女士案中，侵权路径是清晰的：声音从某公司流出，被某平台使用，链条可追溯。但现在，配音演员们不知道自己的声音究竟是从哪里流出去的。况且，一个AI短剧里可能用了十几个配音演员的声音，每个声音可能来自不同的公开作品，被不同的AI模型采集，经过多次混合训练。

任相雨给前来咨询的配音演员的建议是：先自己把被侵权的片段截出来，再用自己的声音把同样的台词录一遍，做个对比样本。如果相似度足够高，再考虑下一步的声纹鉴定。

但声纹鉴定成本极高。“可能得几万块钱。”紫棠说，更麻烦的是，一个配音演员有多个音色，每种音色被侵权，就要单独做一次鉴定。“我的声音越多，我需要花的钱就越多。我最终为了证明我是我自己，要花很多钱。”

任相雨也承认，对于大多数侵权案件，“诉讼是不划算的，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经济成本。”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即使赢了官司，赔偿金额也可能覆盖不了成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数字正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裴炜指出，关于输入端的侵权，在学界充满争议。裴炜解释，有学者认为在未经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大模型就使用其素材进行AI训练也构成侵权，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仅使用声音进行AI训练就构成侵权有待商榷。

但即使在输出端，裴炜对配音演员们的维权也并不乐观，裴炜介绍，可识别性是指一般公众能否通过声音联想到特定自然人。但“一般公众”的标准是什么？是所有人都能识别，还是相关领域的人能识别就行？

这意味着，那些腰部、底部的配音演员，他们的声音在同行业内一耳朵就能认出来，但在公众层面，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恰恰处于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

▲3月中旬，包括边江工作室、729工作室在内的头部配音公司旗下的配音演员发布抵制AI侵权声明。受访者供图

“市场认可了我们，但没有给我们一毛钱”

苏远考虑过离开这个行业。

他今年28岁，不久前刚成为一名职业配音演员。两三年前，他拥有一份有技术门槛的工作，但从读书时就种下的表演之梦并未磨灭，最终他放弃了那份稳定的工作，来到北京，游走在一个又一个配音棚之间。

一开始的生活算得上窘迫，“刚来北京的时候完全是负收入”，但后来短剧开始兴起，虽然与他想象中的配音工作有差别，但是能用配音挣到钱他还是感到开心。到了去年，他的收入基本稳定在每月一万八千元左右，过年前的十几天，“几乎干了之前一个月的活，基本上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一直在棚里面。”

但年后回来，苏远发现，“工作量就少了很多，甚至只能干到平时一个月的三分之一。”

“以前可能只是随口一说，干不下去了，回去干我的老本行去了。”但他补充道，“如果我要回去做老本行的话，我也不会想把我的声音卖出去。我的声音是属于我的，我不希望它被用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28岁的林舟拥有与苏远相似的人生履历，大学时就对配音感兴趣，断断续续接触配音将近十年，直到前几年正式以此为业。她现在接的项目以竖屏短剧居多，但即便这样，年后收入也下降了30%。

几乎所有配音演员都表示，项目在减少、工资在下降。紫棠的感受很直观。去年，很多同行“档期排得满满的”“一天要跑三四个项目跑不完，有些甚至要推掉”，但今年，“可能三四天都不一定能有一个项目，差别非常大。”

陆声注意到，工作量的变化不仅仅是AI侵权导致的，但AI确实加速了这个过程。“AI短剧出现之后挤占了AI真人剧，他们成本降低了，干脆配音也直接用AI。”

对于侵权行为，言一是非常愤怒的。他的工作量被挤压，之前一个月能稳定接到10部短剧的配音工作，但现在，“AI不知疲倦，AI可以快速生成，AI稳定，AI可以有多种变化，而我做不到，我会累，我会生病。”言一说。同行们之间开玩笑，谁的声音被用去AI，说明谁受到了市场的认可，“但市场认可了我们，却没有给我们一毛钱。”

上述TTS语音制作公司负责人也坦承，近几年愿意接TTS活的配音演员在变多，“因为配音的活少，钱也少。很多明面上说不做TTS的演员，要真的想吃得饱饭，私底下还是接了。”

关于收入，她给出了一个对比：一个腰部配音演员配一部短剧的报酬大概几千元，需要花一周左右时间；而录制TTS，可能花更少的时间赚到同样的钱。

配音演员们的担忧不仅是工作机会的变少。

紫棠提到，她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会被用来配什么内容。她尤其担心自己的声线被用在擦边视频中，“没有人想在法律边缘游走，我也不希望声誉受到影响。”

言一想牵头维权，至少让侵权方“付出一点代价”。但现实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精力和财力去打一场结果未知的官司。

“我只能说尽我所能，但实话实说，我不可能倾家荡产去打官司，因为它可能起不到很明确的效果。我们只能看看头部的老师们能不能取得进展。如果连他们都掀不起什么浪花，我们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2026年3月，729声工场和边江工作室等头部配音机构发布了抵制AI侵权的声明。在配音演员们看来，这是行业内“终于有人发声了”的信号。

而从整个行业的角度看，言一认为，AI侵权不仅扰乱了现有的创作环境，还在“把行业的大门关上”。

“AI立刻就可以做到一个新人演员至少两三年的水平，它不就是把一个人最初的成长阶段给抹杀掉了？”言一担忧，“进来的人越来越少，那能够成长为顶级配音演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少。”他想，AI或许可以通过模仿，最终拥有顶尖的配音，“但艺术的天花板还是需要人去往上顶一点，我们不希望AI来定义配音艺术的边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配音演员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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