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经典读书会举办读毛泽东书信中的抗日民族统战思想阅享会 （一）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近日，“红墙经典读书会”通过网络线上平台，邀请部分京内外专家、学者、作家和文史工作者及红色文化爱好者，就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进行了学习、探讨与分享。红墙经典读书会自年初成立以来，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举办了多次“红墙经典图书”阅享会，结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对“红墙经典”文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广宣传效果。

本次红墙经典读书会，通过线上会议形式，大家结合学习红墙经典出版人杨宪金先生主编的《毛泽东书信墨宝集》一书中，毛泽东抗战时期以书信构筑起全民抗战统一体的部分文章，追忆伟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积极统战联合党内外各界社会力量，尤其是以其高超统战艺术说服动员国民党内诸多高级将领，以呵护民族大义为重，携手一致共御外辱，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大家借助网络载体，积极畅所欲言，以激情感悟向伟人致以崇高敬意，以深情表达诉说厚重民族情感。在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这一伟大历史纪念的日子来临时刻，兹择选各位专家的部分发言摘要分享如下，期与广大读者共勉。

同舟共济 抗日救国

杨宪金，原中南海画册编委会主任、

西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红墙经典出版人、红墙经典读书会发起人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法宝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从一九三五年七七事变，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取得抗战全面胜利，在八年的艰苦抗战岁月中，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壮大，聚集了一支最大的同盟军。

书信是毛泽东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开展统战工作而常用的特定的一种形式。循着毛泽东致国民党知名人土、高级将领和各民主党派的这些书信，我们不仅能够领略伟人毛泽东丰富多彩地与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土同舟共济的人生轨迹，而且可以回放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许多壮丽画面。这些书信，表达了毛泽东高超的统战艺术，而不是一般的儿女情长，始终贯穿着浓烈的家国情怀。拜读毛泽东这些书信，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各种有益的营养，受到诸多的教育与启迪。

在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运用亲笔书信与各方人士积极联络，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最大认同，堪称近现代“亲书政治”的成功范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

中共中央表示,欢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所表现出的倾向于抗日的进步思想,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的态度,并明确提出共产党的一贯原则立场,即在抗日的大目标下,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全国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的国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代表同国民党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信发出以后,毛泽东还给国民党要人单独写信,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望或地位积极响应,促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三个人都亲自发动或支持过“两广事变”,反对过蒋介石,有过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义举。毛泽东抓住了这个背景和三个人的共同点,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在信中,毛泽东直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在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的救国大计方案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以及“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所致,这不仅指出了国民党面临的任务,而且也道出了消极抗日的危害。国民党政府能自觉省悟,固然很好,若不自觉,就应“督促批判,责其更新”,这是全国人民和各实力派共同的责任。最后,毛泽东指出,有必要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不亡的开端。

战场上的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提挈千军,席卷天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品格,在此信中亦有所体现。毛泽东认为,致中国国民党书既然已经提出抗日救国大计，就必须立即付诸实施,订立协定,并将此视为抗日救国的开端。言而不行,不若不言;行而不果,不若不行。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使他对看准了的事情,一旦决心要干,就要彻头彻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此句充盈阳刚之气,如霆如电,风驰电掣,又如决大川,浩浩荡荡,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义无反顾、雷霆万钧的人格力量。

今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们通过网络邀请各位专家，聚焦抗战，追忆伟人统战思想，我的发言只是个开场白，算是抛砖引玉，希望诸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共同追忆八十年前我们中华民族那段难忘的奋斗历史。

高超的统战艺术

周留树，中央档案馆正局级研究馆员，

中央档案、毛泽东文稿和图书原管理员

毛泽东在统一战线理论形成和实践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展现出高超的统战艺术。在不同的革命时期，随着革命的对象和目标的不同，统一战线中联盟的对象和相应的原则策略也不同，毛泽东总是及时调整自己的统战思想，并将之变成党和军队的方针政策，变成革命队伍中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同时毛泽东抓住每一个机会，在一些重要场合，对各种重要的统战对象通过直接交往，运用不同的策略，晓之以义、动之以情，予之以利，用他巨大的人格魅力来吸引他们、感染他们，使他们折服，且与对党的信任融为一体。

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毛泽东的相关书写活动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于5月25日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8月13日，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在敦促西北军领导人物积极行动的同时，毛泽东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于8月14日一天写了7封信，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其中，韩、张、刘、傅以及宋哲元，皆为国民党当局镇守一方的军政首脑，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

为促使张学良早下决心,把思想、行动统一到抗日救国上来，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毛泽东又致信张学良。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岐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此信首先表达了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尊重和中共联合抗日的诚意。接着,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 1935 年8月 1 日发表《八一宣言》以来,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的抗日形势,以及国民党置日寇加紧扩大侵华的事实于不顾,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现实。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对内则扩大内战,大肆镇压各地的爱国进步力量,以致举国上下人心激愤,民怨沸腾。特别是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张学良部“剿共”,这些与中共的主张是不相容的。在信中,毛泽东重申“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呼吁是为了唤起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必要的自卫方式上的还击,同样是为了唤起国民党当局的觉悟。

毛泽东对张学良所处的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希当机立断,立即停止向红军进攻，互派代表谈判停战的具体条件,并对张学良提出了“愿先生速起图之”的迫切要求。

这就充分显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全国共同抗日局面的诚意。浸透着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特有的远见卓识和作为革命家博大恢宏的浩然气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没有盲目乐观，“亲书政治”亦未就此罢手。12月27日，他致信韩复榘，希望在确定救亡大计等方面与对方有切实的合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除积极动员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将领外，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发动社会知名人士、民主党派制造舆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御外侮。在统战工作中他还有着坚定的原则，但是同时又注意策略的灵活；他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达到团结；通过他们去带动一片，从而形成“众星拱北、人心向党”的局面。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王德春，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

毛泽东晚年图书管理员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日本的侵略“已经严重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除了共产党以外，中国还有其他的政党和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的合作，我们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战争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结果就会对抗日运动不利”。

毛泽东还谈到:甚至在国民党里的许多爱国分子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军队，今天都为了我国民族存亡而准备联合起来。”

毛泽东向斯诺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愿意接受中共的建议，实现合作抗日，“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愿意停止内战不再企图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并在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下，“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在统战工作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因为他知道，统战工作一定要有很强的原则性，没有原则性，共产党就会丧失自己的目标；而没有灵活性，就会丧失很多机遇。他曾告诫党的干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因时而宜，灵活机动，以便更好地坚持原则。他还曾经用中国古代的钱币——铜钱打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他说：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像铜钱那样，外圆内方，做工作时要圆、策略要圆，但是，内心要方正，原则不能丢。

易礼容并非国民党军界政界显要人士，当时不过是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谋到参谋长一职。但易礼容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直至1928年才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毛泽东不忘旧友，更因为对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

此番给他去信不仅是接续友谊，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为对方免祸起见，此信落款特意署名为“杨子任”。毛泽东曾与杨开慧结为伉俪，“子任”是他曾用的笔名，故人一见即知。毛泽东的统战灵活性，由此信可见一斑。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马志强，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院院长，

北京崇德堂博物馆中国木版年画专业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结合了中国基本国情形成的。它的主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统一战线被中国共产党运用在整个革命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实践，形成了很多重要的谋略方法与原则：

第一，统一战线要保持无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党派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独立自主顾名思义就是在统一战线中，虽然无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党派要服从组织，思想和政治要高度统一，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主权，它们不受别人的控制或支配。

第二，统一战线要坚持团结大多数、区分对待、具体分析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遇到过顽固派，他们思想顽固，不容易击破。而中国共产党运用的是“逐个击破、反对少数、争取多数、利用矛盾”与 “我不主动挑事，反击要在优势情况下进行，对顽固势力的反击要适可而止”的谋略原则。

第三，结合谋略的灵活性与原则的坚定性的原则。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统一战线虽然倡导统一，但是并不代表没有自己的主权，无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党派都有自己的独立性。要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要抓住主要敌人，不要树敌过多。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一个整体，在整体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逻辑的变化而变化，即统一战线会伴随着革命时期和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在我国的革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一直都依据每个革命时期的矛盾改变统一战线的范围、性质、目标等，使统一战线适应革命的每一个时期。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各种形势下尽可能地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先后赢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西北议和 联合抗战

程更新，原解放军画报出版社副社长

一九三六年，于学忠与张学良等东北军爱国将领， 对丢失东北本不甘心，都想与日军决战，夺回东北。他们无心与红军作战。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主持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于学忠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张学良向于学忠透露“兵谏” 的想法，于学忠完全同意并在“八项抗日主张”上签名，配合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西安事变后，他奉张学良之命，全权负责东北军，并与杨虎城联手行动，共同抵制南京政府派兵进逼西安。

毛泽东为了促成统一战线，主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致信于学忠，向他提出停战联手抗日问题。

于主席勋鉴: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雪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敞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容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专此。

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这封信不太长，约150字，谈了四层意思。一是说明两军都在一个地区，一个战场，却处于对立状态，缺少友好往来，这是遗憾的事。二是西北地区停止内战，联合抗战，涉及各党各派，各路军事力量，但首先是于先生指挥的部队和红军停战议和。因为这是西北战场最主要的部队。这两支部队停战议和，将会给其他部队联合抗日做出示范，起到重要作用。三是为加速停战议和联手抗战，我方将派彭雪峰(即彭雪枫——作者注) 前往贵处通报我联合救国的想法，具体洽谈有关问题，请予接洽并赐教。四是联合抗日是件大事，关乎国家民族存亡，也关乎两军利益，我们一定高度重视，努力做好。

毛泽东这封信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学忠和很多爱国将领起到重要作用。于学忠在看到毛泽东的信后，他很赞成共产党的政策，并坚定了抗战的信心。于学忠不仅在抗日战争中积极抗战，做出重要贡献，还反对国民党内战。在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他毅然决然留在大陆，参加建设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5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陆军二级上将。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今蓬莱市)小门家镇于家庄村人。于学忠生于旅顺，少时就读于黄县崇实中学。后随父亲在军营中生活（父亲是毅军宋庆部下）。曾任排长、连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3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辩证看待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王霞，中国作协会员、原武警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作家

在统一战线中，毛泽东辩证把握团结和斗争两个方面的关系，又团结，又斗争，展现出高超的统战艺术。

“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阵线”。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逐渐暴露。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局势，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还明确提出要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这些大资产阶级本身又存在着反动性，因此在和他们联合的时候又要注意斗争，以斗争的手段，达到联合的目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就是采取这种又斗争又团结的方法，使他们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服务。

当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的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对共产党也较友好的时候，毛泽东根据情况，对国民党采取团结为主的政策，肯定和宣传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事迹，又对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一面进行适当的斗争。

当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后，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连续发起三次反共高潮。此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又采取以斗争为主的政策，不仅仅是政治上、宣传舆论的斗争，还敢于在军事上进行猛烈的反击，毫不留情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斗争揭露和打击其反共阴谋，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坚持下来。

毛泽东表现出来的这种炉火纯青的、高超的统战艺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持和中华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人格魅力感染人

蔡诗华， 中国作协会员、著名军旅诗人

魅力就是种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而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人格。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过: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一种像白求恩一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统战工作是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尚的人格是做好这一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是一位统战艺术的大师，他在统战工作中，特别是在和党外人士的交往过程中，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注重从自身做起，展现出了高尚的人格，以人格魅力来感染人、吸引人。毛泽东对待党外朋友，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深深感动了他们。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交往就是一例。

章士钊是我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一九一九年经杨昌济介绍与毛泽东相识，在此后50多年的交往中，他们投桃报李。甚为世人称道。他们都喜欢读柳宗元的文章。章士钊得知自己著作的《柳文指要》引起了毛泽床的浓厚兴题时，便将上下两集进一百万字的书稿送给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收到书稿，非常佩服。派人送去桃杏各五斤，并用信写道“大作合收、义正辞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收期。今上优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极相反，尚包谅解。”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把《柳文指要》视为一琼瑶”、并逐字地进行了认具研究。

一九六六年七 月十八日毛泽东在看完了《柳文指要》下部书稿后、给章士钊写了这封信。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慕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揭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2]上部吩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此信直呼“行严先生”，表达了对章士钊的尊散之情。“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这些话，既表达了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喜爱。又表达了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重视。章士钊创著的《柳文指要》，是一部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毛泽东曾在给别人的信中谈到它说它“颇有新意”。“辟桐成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又，亦有可取之处”。这说明毛泽东对其中许多观点是赞同的。但由于章士钊和毛泽东在世界观方面存在着差距，所以毛泽东在给别人的信中说“惟作者不懂唯物史现，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解释说，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而章士钊的世界观已经形成，要改变，似乎很难。所以毛泽东劝其“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待知识和学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曾指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有助于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信中的“友人”是指康生，康生虽一向反对此文，但不得不表示赞同，赞有“引人入胜”之处。而后来在“文革”中身居高位的康生却提出要改变观点,被章断然拒绝。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和帮助下，此书稿才于1971年正式出版。

诚信，是中华文化十分推崇的传统美德，是有志之士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只有讲诚信，才能获得同盟者的信赖和拥护。毛泽东对待党外朋友，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深深感动了章士钊。

1920年，毛泽东为送一部分志同道合的战友去欧洲勤工俭学，向民国教育总长章士钊借钱。章士钊是大名人，经过努力，很快把两万银元交给了毛泽东。此后，随着岁月的流逝，章士钊对这件事情早已印象模糊了，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还牢牢记着这件事，并且要还债。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他邀请了4位老人出席生日聚会，他们是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事先关照，每位来客可带一个子女。章士钊那次赴宴便带了女儿章含之同往。在吃饭时，知道章含之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毛泽东便请她担任自己的英文老师。因为这个缘故章含之得以和毛泽东经常接触。

散步的时候，毛泽东对章含之说起了他曾经向其父亲借钱的事情。毛泽东还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从现在开始，他要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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