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 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
过了几天，毛泽东派秘书送上第一笔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章士钊过意不去，要女儿转告毛泽东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章含之这样说，微笑道:“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支付的。”自此，每年正月初二这天，毛泽东必派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 1972年送满两万元。1973 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又提出:“ ……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就要还下去的。”
毛泽东借春节之际，自己出资，偿还43年前为革命活动筹集的一笔款项。可谓一诺千金，境界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这十年还债的动人故事，也表现了毛泽东关怀党外朋友的高尚人格。
章士钊受此礼遇，感动不已，90多岁时，还飞赴香港去做有关海峡两岸统一的工作，不幸在香港逝世，以身酬义。
建立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李世侠（兰心、蓝色茶香），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
中国毛泽东书画院常务副院长
抗日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提出的重要思想，它对于争取和加强国际对华援助、维系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并加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建立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在陕北，不仅红军同原来正面对峙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实际上停止敌对行动，而且已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也在商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以及宋庆龄、宋子文、蔡元培、何香凝、冯玉祥、傅作义、李宗仁、沈钧儒、邹韬奋等，说明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任命潘汉年、冯雪峰为正、副主任。
1936年8月10日，为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尽快建立，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阐明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的决心和诚意。毛泽东在致函中说：
“我们愿意与任何军队、任何政党、任何派别合作，只要他们赞成准备抗日、反卖国贼和爱国运动的安全自由。”“各政党各派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排除一切相互敌意，互相忍耐，互相尊重，全民族统一战线就可以胜利完成了……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使中国民族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并达到全中国的真正民主的统一。因此，我们认为统一战线绝不是一个很短的暂时现象。”
众星拱北、人心向党
宋元明， 泰安市委原党史办调研员、作家、诗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除积极动员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将领外，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发动社会知名人士、民主党派制造舆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御外侮。在统战工作中他还有着坚定的原则，但是同时又注意策略的灵活。他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达到团结，通过他们去带动一片，从而形成“众星拱北、人心向党”的局面。
开明，指思想开通，不顽固保守。古今中外的国家元首要做到开明，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大权在手的人往往会认为真理也在自己手中。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却虚怀若谷，对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党外人土的意见格外重视，能够倾听他们的心声，真诚采纳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就像一块磁石一样，牢牢把这些人吸引在自身周围。
李鼎铭是陕西米脂县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清朝末年，李鼎铭曾在米脂创办小学，后来又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晚年以行医务农为生。他为人正直，同情工农，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会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
1941年 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根据边区老百姓负担较重的情况，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军队要精简，政令要简约，行政机构要提高工作效率。
李鼎铭的这一提案在提交之前，曾有民主人士劝他不要提，因为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是否真的听得进去批评意见。“精兵简政”的议案提出来以后，一开始果然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提案的动机，因为在他们看来，提倡精兵，部队就不能发展了。但是这个提案到了毛泽东那里，他却表现出了格外的重视。
在延安的窑洞里，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在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对李鼎铭的这个议案进行了反复的研读，并且把其中的一些段落一字一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精兵简政”的议案提交会上讨论时，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站台，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还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不论谁提出意见，只要是对人民有好处的，我们一律照办。
“精兵简政”的议案在边区参议会上最终得以通过。毛泽东为此还专门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李鼎铭深受感动，他感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对待不同意见的真诚态度，感受到了毛泽东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
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就将家由米脂搬到了延安，并把全部财产捐给当地政府，之后为了革命更是不顾年迈多病，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李鼎铭给予高度评价并由他推荐的李健侯，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李健侯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时著的《永昌演义)一书，内容反映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毛泽东读了此书，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这封信。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遍，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美!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此信称“鼎铭老先生左右”，表现了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敬重。接着毛泽东对《永昌演义》作了充分肯定和赞赏。然后，委婉地指出了此书存在的缺点。信中说:“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眨抑其整个运动”。他不主张只赞美李自成而忽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力，对农民起义问题，毛泽东在信中作了独到的科学论述，提出了农民战争是中国两千多年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这一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正是《永昌演义》缺乏的新历史观点。但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对此书作简单的否定，而是从正面论述了中国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这就委婉地批评了书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希望作者能以新历史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此书加以改造，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毛泽东虽提出希望，但不强加于人，而是希望通过李鼎铭征求李健侯的意见，并代问李健侯健康状况，进一步表达了他对作者的尊重和关心。
此信既坚持真理又含蓄委婉，对《永昌演义》进行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从而给人们以巨大的思想教育和启示，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和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高超艺术。
20世纪50年代，原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起义将领董其武向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些部下写信给他说，过去说对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几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管训的，有劳动改造的。毛泽东听了，认真地说:“咱们的经是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继而，他拍着桌子大声说:“改!一定能改好!”
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正是因为毛泽东这种对待党外人士、对待不同意见的开明态度，才促使党外的这些“诤友”能够对共产党的错误直言相劝而不担心被打棍子，被扣帽子。
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人。特别是对待那些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贡献的人，毛泽东从来不以共产党的领袖自居，从不表现得高高在上，而是礼贤下士，虚心求教，与他们真诚地交朋友，对他们格外尊重，丝毫看不出“官”架子。
1949年，毛泽东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筹建新中国上。在中共筹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83岁高龄的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要到位于香山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和毛泽东谈事。毛泽东怕体弱的司徒美堂经不住吉普车的颠簸，就让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藤椅做成一个简易的轿子。司徒美堂被抬上来后，毛泽东双手搀扶他“下轿”，把司徒美堂感动得连连拱手致谢。
“有容乃大”。正是毛泽东的虚怀若谷，才能联合一切爱国人士，开创了历史新纪元。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
郑蕾 博士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区域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中组部赴渝博士团挂职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副县长，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历尽千辛万苦长征到达陕北,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愿望。但蒋介石继续其“勤乳方针”,置日寇入侵、国势垂危于不顾,千方百计进攻红军。红军因此面临蒋军“围剿”、给养困难的严峻形势。1936 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夫妇来到许德珩家,闲谈中,把红军因反动派封锁和“围剿”造成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缺乏等情况告诉了许德珩夫妇。此时的许德珩已任北大教授,与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板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当他们知道这一消息后,使用自己的钱到东安市场买了13块火腿、12 只怀表和 30多双布鞋,委托地下党送到陕北。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毛泽东深为感动。他虽然不知是北大哪位教授所送,但他执意要写一封感谢信。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展纸提笔，写了这封致许德衍信。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筹备，迅速地实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十一月二号
因为不知哪位教授送的礼物,所以,此信的称呼是“各位教授先生们”。此信首先对“惠赐各物”的各位教授先生们表示“衷心感谢”。抗日的主张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尊重，也在全国人民之中达成了共识。这礼物虽少,但情志沟通,思想一致,这是最可值得珍惜的。所以,毛泽东指出,你们只所以千里迢迢,托送东西,是因为“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从“精神”的角度出发,毛泽东深入指出:“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然后,阐明了共产党“团结全国出兵抗日”的主张,并倡言:“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几年以后,在毛泽东赴渝谈判期间,毛泽东才得知火腿、怀表、布鞋均系许德珩夫妇所送。
这封书信有其独特之处:篇幅短小,言简意丰。全篇书信不足130字,却表达了丰富的内涵,既有对各位教授先生的衷心感谢,又有对各位教授先生们的钦敬之情。是他们,在红军危难之际,伸出温暖的双手,馈赠火腿、怀表、布鞋等物,虽然身在国统区,却崇尚光明与进步,甘愿为革命担风险,做贡献。虽然远隔千里,但心灵和精神上是相通的、一致的。信尾,毛泽东号召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携手并肩,笑迎未来,共同担负起驱逐日寇、建设民主共和国的历史重任。特别是此信用“民族革命的敬礼”一句作结,使作者的感情得以升华,从而表达出同仇敌忾、同舟共济的抗日心声。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字楚生。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8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并任《全国学联月刊》总编辑,是《五四宣言》主要起草人。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回国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和秘书长。1927年后,任暨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并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1935年参加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参加发起组织民主评学座谈会,并当选为理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代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二至第七届中央主席、中央名誉主席,被聘为黄埔同学会顾问。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0年在北京逝世。译有马克思《哲学之贫困》拉法格《家族进化论》、布哈林《唯物史观社会学》等。
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
李增，诗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
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声中，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时局，明确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为了联合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毛泽东还亲自向国民党将领致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致信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王均。信中说：
治平先生：
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
顺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八日
王均，跟随蒋介石从2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剿匪”、“剿共”。所以信之开头，毛泽东就直言点明，这十年的内战，“也可以休息了”。此句之用，略有几分诙谐，又不无讽刺意味，让人浮想联翩。十年内战，起于国民党对民族联合阵线的破坏，源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和专制。虽然国共两党过去十年有着不少的恩恩怨怨，但在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时，理应停止对抗，一致对外。凡是具有一点民族精神的爱国健儿，都应效命疆场,奋力杀敌，军中要人,更应幡然悔悟，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悔”的精神，积极抗战。但信中没有直言，而用先生“谅有同感”一句，这样便大大缩短了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起到了更为显著的说理效果。接着，毛泽东诚恳地告诉王均,共产党并没有把他置于“死对头”的境地，当时的旧友、老同学朱德也没有忘记他。“极愿”二字，表达了共产党的真诚和老同学的恳盼之切。此时此刻，如若执迷不悟，毫无所感，不仅对不起共产党的一片诚意，也会有负于昔日同学的殷殷盛情。
虽然对抗十年，但国破家亡的现实，已促使中华民族不断觉理，奋起抗日。“如能与之豆通声气”，那么，“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不仅是同学的心愿，也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心声，更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毛泽东最后预言两党合作之局已经为时不远，这是历史的大趋势，谁也无法阻挡。双方应尽可能减少冲突，求同存异，保存力量，以期一致对外。
面对日寇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退却，没有屈服。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摒弃前嫌,最大可能争取、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为救中国，奔走呼号，充分显示出共产党人无比高贵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信的末尾，“如何之处,敬候卓裁”，句中一个“敬”字，一个“候”字，一个“卓”字，一方面表现出毛泽东对王均的尊重、体谅之情，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毛泽东的谦逊和诚恳之意。
此信虽短，却情重千钧。其中,不乏有“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的感慨之情，也有“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的激励之情，更有“极愿与先生合作”的亲切之情,还有“如何处置,敬候卓载”的谦虚之情。读此信，给人一种亲切感，省悟感。
王 钧（1891—1936）云南皇贡人，云南讲武堂毕业。1918年后在驻粤滇军中历任第四师参谋长、三十八团团长、大本营巩卫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中央直辖滇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等。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师长。1927年升任第三军军长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35年4月任西北“剿匪”军第一路第一纵队司令官。同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11月因飞机坠毁而死。
驱除日寇，挽救危亡
郭秀娜、红墙经典读书会负责人
淞沪抗战时，蒋光鼐担任总指挥，率领十九路军将士奋勇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蒋光鼐指挥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浏河、八字桥一带展了多次战役，日军先后四次更换主帅，死伤近万人。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3年与李济深、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主张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并支援红军长征。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上将军衔。1948年，被推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蒋光鼐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1967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蒋光鼐的骨灰先是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7年与蔡廷锴一同迁葬于广州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将军墓。
蔡廷锴（1892年4月15日—1968年4月25日），字贤初，1892年4月15日出生于广东罗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参加第一次北伐、讨伐桂军沈鸿英及东征讨伐陈炯明等战役。后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军长。1932年率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任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绥靖公署主任。
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两广边境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0年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1946年与李济深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逝世。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进一步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还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专门给蔡廷锴、蒋光鼐写了信，信中说：
憬然
先生勋鉴:
贤初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顾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兄我双方合作救国之时，又已整整三年矣。 而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祸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瞻念前途，殷忧何极!然而国际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内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之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弟等则转战南北、接近了抗日阵地。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之赞成与拥护，即国民党内部亦有了若干开始的转变。凡此都是不同于昔的新局面。驱除日寇，挽救危亡，为期实不甚远。敝党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提出了新的具体方案，检呈一份，敬祈审察。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陈铭枢，时赴欧洲游历)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 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如兄方以为尚有需磋商增改之处，不妨往复商洽，使臻完善，然后签订。总之，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热诚爱国如先生，知不以斯言为无当也。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钱寿康先生南旋，托致手书。海天在望，不尽依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此信由钱寿康到香港后，将这封信交给了蒋光鼐，由于蔡廷锴当时还没有从广西返回，蒋光鼐就把信保存了起来。后来，蔡廷锴见了这封信后，心中非常激动。他与李济深，蒋光鼐等都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1933年11月他们发动“闽变”。成立了反对蒋介石政权的联合红军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后来，由于蒋介石的排挤和迫害，他们只好或出洋或暂居香港。
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出于抗战大局和民族利益，亲自写信，充分肯定他们的功绩，指明当前团结抗日的紧迫性，希望他们丢掉一切个人和一党一派的利益， 以民族利益为重，携手抗日。
毛泽东这一举动，进一步推动了他们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蒋光鼐（1888年12月17日－1967年6月8日），字憬然，广东省广州府东莞县虎门（今属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人，杰出的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淞沪抗战总指挥，民革的卓越创始人和领导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
1906年，蒋光鼐考入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参加过辛亥革命，1912年，以军功被选送保定军校[6]。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上将兼淞沪警备司令。
